柴静的看见之《我们终将浑然难分,像水溶于水中》同性恋报道

本文节选柴静《看见》之我们终将浑然难分,像水溶于水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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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主记:

从这篇文章看来属于10年前的报道,看过文章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在21世纪是多么幸运的事情,你也要庆幸自己作为90后等等的优越。

文章中写的是10年前柴静采访的同性恋群体,多么的不容易,然后他们如今已经长大变成中年,作为当时最底层的最没有身份的如奴隶般的生活的同性恋,能混到现在这个社会的包容不在歧视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活动的场所仅限于公共厕所和浴池。想想现在,我们明目张胆的却以自己是GAY身份而感到自豪的心理是否应该反省一下自己?

在以前,最底层并非妓女,而是同性恋,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自杀的人多了去了。

“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,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,心理上的绝症患者。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?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,是社会给他的。”崔子恩说。

甚至可笑的是,当时艾滋病非常猖狂,而同性恋患者更多,采访中露脸小伟说,压根就没有见过安全套!

以下为原书内容:红字标注为重点!

如何做报道,人人皆有其方式。不仅此,人人也都有其目的。《穹顶之下》让柴静再度成为话题中心,但重要的不是看柴静,而是看她的报道。现代人总是因太喜欢议论而错失了教育。雾霾是所有人的事,同性恋也如此。今天GS分享一篇柴静所作的关于同性恋的报道,《我们终将浑然难分,像水溶于水中》。

 

有朋友说,他喜欢《费城故事》里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:“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。”他看了看我:“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,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。”

我问:“你理解他们吗?”“怎么不理解?”他说,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,他从此再不理这人。

“就是觉得恶心。”

“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?”

“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。”

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,脸转过去了。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,将近三千万人,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。

“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,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。”二十一岁的大玮说,“在感染艾滋的人里头,有血液传播的,吸毒的,还有嫖娼的,同性恋是最底层的,最被人瞧不起。”

“医生问起,你就说是找了小姐。”张北川教授对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说。他担心会有麻烦。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、最有成绩的学者。他的话不多虑。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,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,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,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。医生说,妓女可以治,就不能给你治:“你不嫌丢人啊,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?”

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。

没有用。

一个母亲带着刚刚二十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,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,那个母亲说:“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。”

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、上学,努力活着,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,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,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,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,只能产生性行为,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。

“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,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,这个好处就是安全。”张教授说。安全?我很意外,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。“你不认识我,我也不认识你,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,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。”

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,爱活不下来,只有性。“我曾经说过,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,我愿意一无所有。”翼飞坐在我对面,长得很清秀。他拿“那种人”来形容自己,连“同性恋”这三个字都耻于启齿,“我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正常。因为我觉得自己那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,是一种病态。我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,尽量疏远他们,尽量去找女孩子,精神上对自己压力很大。”

一九九七年之前,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人狱,罪名是“流氓罪”。

“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,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,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,在灵长类动物里边,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,人类的依恋现象,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。”张北川说。

二〇〇一年,第二版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》不再将同性恋者统称为精神病人,但“同性恋”还是被归于“性心理障碍”条目下。

翼飞拿家里给他学钢琴的钱去看心理医生,接受治疗。像库布里克的电影《发条橙》,一个人被强制性地唤起欲望,同时用药物催吐或电击的方式,让你感到疼痛、口渴、恶心。“这是健康人类的有机组织正在对破坏规则的恶势力作出反应,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,身体健康。”电影里,穿着一尘不染白大褂的医生说。

一次又一次,直到人体就像看到毒蛇一样,对自己的欲望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厌恶反应。

张北川说他认识一个接受这种治疗的人,最后的结局是出家了。

“你再也不会有选择同性恋的欲望了。 ”

“你再也不用有欲望了。”

“你好了。”

他们坐在我对面,手拉手,十指交握。我没见过这样的场景,稍有错愕,看的时间稍长一点儿,心里微微的不适感就没了。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:“你们怎么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?”“爱情。”他们毫不迟疑。他们当中更活泼爱笑的那个说:“每次看到婚礼的花车开过,我都会祝福他们,希望我将来也能这样。”当下对他们来说,只能是幻想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会选择与异性结婚,成立家庭。我们采访了一位妻子,九年的婚姻,生育了女儿,但丈夫几乎从不与她亲热。她说:“我觉得他挺怪的。”“怪在哪儿?”“他从来没吻过我。 ”

“比如说你想跟他很亲密的时候,你表达出来,他会什么反应?” “我觉得他经常很本能地把身体缩成一团,很害怕、很厌恶的那种样子。 ”

“厌恶?”

她凄凉一笑:“对。”

我停了一会儿,问:“那你当时……”

“挺自卑的,就是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吸引力吧。从孩子三岁的时候,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。”

她的丈夫说:“等你到了五十岁,成为性冷淡就好了。”

他们维持了九年这样的婚姻。她看到丈夫总是“鬼鬼祟祟的,每次上完网以后,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她当时以为他是阳痿,在上面查什么资料,也不好意思问。后来,有一天晚上,她半夜醒了,差不多两三点钟,看他还在上网。过了一会儿他去睡了,她去把电脑打开一看,他上的全是同性恋的网站。她闭了一下眼睛:“那一瞬间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。”

过了几天,她做了一些菜给他吃,趁他不注意的时候,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你承认吧,我知道你是同性恋了。”

他当时就愣了,就是一瞬间,眼泪哗哗往下流。

晚上,她突然听到楼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。“我以为他自杀了,拔腿就往楼上跑,我当时就想,我什么都不要,只要他能活着就行了。”她上楼后,“看到阁楼上灯全都灭了,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,我就很难过,一下子扑在他身上。”

浓重的黑暗里,她用手一摸,他满脸是泪水。他们抱在一起哭。“他当时就说,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,我伤害了一个女人,这是我一辈子的痛。”

她说:“我恨他,我也很可怜他。”

我说:“从你的描述当中我想象你丈夫内心的经历,他过得也很痛苦。”

她说:“他每天都在伪装。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,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,给人造成的感觉,他这个人特别黄,特别好女色。他每天很累,不停在伪装自己。”

我问过翼飞,“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性结婚?”

他说:“有个朋友说过,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,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。”

很多同性恋者只能在浴池和网上寻找性伙伴。我们对浴室经营者的调查显示,这种方式中主动使用安全套的人非常少。一个提供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说,多的时候一天他大概与四五个人有性接触,大部分顾客都有婚姻。

“在这个状况下,如果他从这个群体中感染了疾病的话,就意味着……”他说:“传播给他的家人大玮是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之后,就感染艾滋的。“你为什么不用安全套?”我问他。“我连安全套都没见过。”大玮说。他在做爱前像每个稚嫩的孩子一样。“我以为只是亲吻和拥抱。”他鼓起勇气说,声音小小的。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,怎么避免危险,就算他知道,他说也不敢把安全套带在身边,怕别人发现。

“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。”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。

采访结束的时候,张北川送了我们每人十个安全套和一本宣传册。我当时提的是一个敞口的包,没有拉锁。到了吃饭的地方,没有地方放包,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着,身体紧张地压了又压。结果服务员经过时一蹭,这只可恶的包就掉在地上了。

全餐厅的人,都看到很多小方块的安全套从一个女人的包里滚落到地上。

所有人都盯着看,张北川俯下身,一只一只,慢慢地把它们捡起来,就好像他捡的不过是根筷子。

我问张北川:“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?”

他说:“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,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,把无知当纯洁,把愚昧当德行,把偏见当原则。”

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。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,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,百分之十自杀未遂,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、性骚扰、殴打、敲诈勒索、批判和处分等伤害。

“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,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,心理上的绝症患者。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?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,是社会给他的。”崔子恩说。

我问:“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?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什么?”

“爱情、自由,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、空间。”

“假如不能提供呢?”

“不能够提供,这种压制,这种痛苦、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,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。”

拍摄的时候,男同事们都很职业,对采访对象很客气,但与往常不同,一句不多说,吃饭的时候也一句议论都没有。

我跟老范私下不免猜测他们怎么想的,他们都笑而不答。小宏说起当年遇到过一个同性骚扰,“那个感觉……”他这样的老好人也皱了下眉头。我说我在电台工作时同事说对面有人拿望远镜在看我,一抬头,那人从对面楼窗口闪开了。我下楼吃饭,又是这个人,闪到花丛背后,是个短发女人。我也有不适感,不是因为她是女性,而是被窥伺之感。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“不在于男男、女女、男女”,只在于这个人本身。

我采访那对男性情侣的时候,两位男性手握手,谈了很久,余光看到小宏和老范正在一边传纸条。我以为他是反感这两人,听不下去采访。后来,他把小纸条抄在电脑里发给我:

范:你现在怎么理解男同性恋呢?

宏:我不相信快感之于同性和异性之间有什么差异,一样的欲望。

范:我和柴昨天晚上也还讨论来着。但有一点仍然是坚持的,性应该是有美感的。过于放纵与挥霍的性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猥亵。完全脱离了爱,岂不是又退化成了动物?

宏:同意你们的观点。当饥渴都解决不了,又何谈精神上的诗意?归根结底。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。让人自由地爱吧,愈自由愈纯洁。

录制节目时,大玮坚持要以本来面目面对镜头,这让我很意外。我们的习惯是用隐身的方式来保护这样的采访对象,他是同性恋,也是艾滋感染者,我认为他需要保护。“不,我不需要。”他说。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”我认为他太年轻了,“你知道自己会付出的代价吗?”“知道。”他很肯定。“那你为什么一定不用保护性的画面处理呢?”他的眼睛直视镜头,笑容爽朗:“因为我想告诉大家,我是个同性恋,我想和每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,我想得到真爱。”是,这并无羞耻。翼飞是舞者,采访间隙李季拍他跳舞,他面部需要保护,只能拍影子。

 

投射在墙上的巨大剪影,变形,夸张,用力跳起,又被重力狠狠扯下。现场没有设备,放不了音乐,他只是听着心里的节奏在跳。

老范在节目最后用的就是这一段舞蹈,她配上了张国荣的《我》,那是他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的演唱:

“I AM WHAT I AM

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

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

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

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

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”

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,我们原不敢抱指望。这是二零零五年,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,他们正视镜头,要求平等。

审片领导是孙冰川,老北大中文系的,银白长发披肩。

我给他添过无数麻烦,他一句怨言和批评都没有。他不见得赞成,但他容忍。我和老范做中国音乐学院招生内幕,三个学生遇到不公正对待导致落榜。这节目播出压力大,采访市需要乔装打扮,带上帽子眼镜,藏好摄像机进学校拍摄。审片时,我、草姐姐、老范三个姑娘一起去。我刚从西北出差回来,专门捎了条孙总家乡的烟,坐在边上递烟倒水,生怕他皱眉头。他听到学生拉二胡的时候随口说一句“这曲子是《江河水》啊”,老范劈手按了暂停的钮,盯着他,眼神里是赤裸裸的惊喜:“您懂的真多。”

他早就看出来我们的用意,莞尔一笑。

看完节目,他让停下带子,把烟点了,就问了一句话:“这个节目播了,能不能改变这三个孩子的命运?”

“能。”

他再没多说,在播出单上签了字。

但是,同性恋这一期,我连陪着去审的勇气都没有,这期通不通过,不少改几个段落,或者放一放再说,就是一眼之下,播,还是不播。

我一直攥着手机等结果,一直等到老范短信:“过了,一字未改。”

孙总从中宣部新闻局调到央视第一天,人人都在观望,他没说什么,大会上只笑眯眯引了句苏东坡的诗:“庐山烟雨浙江潮,未到千般恨不消。到得还来别无事,庐山烟雨浙江潮。”

他退休的时候,我在留言簿上写上了这首诗,送还他。

生和死,苦难和苍老,都蕴涵在每个人的体内,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。

我们终将浑然难分,像水溶于水中。

以下为采访片段,强烈建议看一下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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